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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鄉(xiāng)對于糖的稱呼,與眾不同:白糖叫白砂糖,紅糖叫烏砂糖,麥芽糖叫白糖。加工麥芽糖,就叫打白糖。那么,白糖為什么不用“做”或者“榨”,偏偏用“打”呢?這個跟加工工藝有關。
小時候,從第一年立冬到第二年清明這段時間,我的鄰居開始打白糖。我經常興味盎然地觀看打白糖:只見他用一根木棒將冷卻的琥珀狀糖塊從鍋里攪出,一端掛在屋柱的鉤子上,將另一端擱在木棒上,雙手握著木棒,慢慢往后拉,拉得長長的,越來越下垂,快要垂到地上了,再“啪”的一聲,迅速地重重地打在鉤子上,在空中形成一個優(yōu)美的拋物線,拉、打、拉、打……不停地重復著這兩個單調的動作,不知要拉打幾百次。令人稱奇的是,原先琥珀色的糖塊,越拉越白,最后變成銀白色。再看那根掛鉤子的屋柱,煙熏火燎,早已漆黑一團,與銀白色的白糖形成鮮明對比。
每當鄰居打白糖的時候,數我們小孩最興奮,伸長脖子,翹首以待,圍得里三層外三層。大家爭先恐后,拼命地往前鉆,只怕前面的小孩擋住自己的視線,那個圓形的包圍圈越來越小,直至影響鄰居打白糖。隨著他的一聲呵斥,大家不情愿地退后一點,那個包圍圈又擴大一點。不久,那個包圍圈又慢慢縮小。鄰居一灶白糖打下來,這個包圍圈大大小小,反復幾次。
鄰居并不歡迎我們這些不速之客。在煎白糖的時候,忌諱多多。圍觀的村人興致勃勃,難免指手畫腳,嘰嘰喳喳,如果講得不利市,白糖就會逃掉。所以,鄰居做白糖的時候,總是關起門窗,悄悄進行,像做賊一樣。其實,白糖的出糖率不高,是鄰居的技術不過關。
我從小看到打白糖的場景,只是最后一道工序,前面還有好幾道工序:育芽、蒸煮、發(fā)酵、壓榨和煎熬。白糖既然是麥芽糖的俗稱,麥芽絕不可少,不過那只是發(fā)酵劑,真正的原料是糯米,一斤糯米可做七兩白糖。
白糖打好了,容易受潮,黏在一起,如何保存是個不大不小的難題。那時,我??吹阶呒掖畱舻馁u糖人,肩上挑著兩籮筐谷殼,下面藏著白糖。如果你要買,他便從谷殼里挖出一塊白糖來,白白的、長長的、扁扁的,用剪刀建成一小塊一小塊,如果太大了剪不動,就用剪刀柄把它敲成若干小塊,稱斤論兩賣。也有的事先將整塊的白糖拉成一條一條,剪成一粒一粒,裝在袋內,埋進谷殼,一分錢一小粒,專門做小孩的生意。
在我的記憶里,谷殼毛茸茸的,怎么能夠藏白糖這樣粘手的食品呢?鄭家塢吳大路村的吳興肖祖?zhèn)魅虬滋?,從十九歲開始,這輩子干了六十年。他一語道出用谷殼藏白糖的奧秘,必須事先經過扇、洗、烘、炒四道程序。先用風車,把谷殼扇清爽;再用清水,把谷殼洗干凈;再用竹籠,把谷殼烘干燥;最后用鐵鍋,把谷殼炒焦黃。
早在民國年間,吳大路村的村民就把白糖賣到杭州、上海等城市。有一年冬天,一幫吳大路村的村民來到上海,穿著草鞋,挑著白糖,上街兜售,因為下雪,天寒地凍,白糖賣不掉,無錢住夜店,只好投靠一名給上海高官開車的同村司機。司機顧念鄉(xiāng)情,把他們領進夜店,付了住宿費。還有一次,吳大路村的村民賣完白糖,買不到回家的車票,就去找上海兵站站長的同村人幫忙,最后全部坐上火車。
到了大集體時代,打白糖、賣白糖作為投機倒把行為,嚴令禁止。村民不能在吳大路村打白糖,就開始“打游擊”,移到義烏大陳凰升塘村繼續(xù)加工。村民要到外地去賣白糖,就近從鄭家塢火車站上車,萬一被公社干部發(fā)現,就會被強制拍賣,只給三角錢一斤,而市場價賣到一塊錢一斤。不過,有的村民還是想方設法逃避檢查,偷偷外出。在“文革”時期,有一次,吳興肖在金華街頭賣白糖,正好碰到紅司、聯(lián)總兩派武斗,真刀真槍,子彈呼嘯,嚇得趕緊躲進街邊的樓房里。
上世紀七十年代,每到年關,再窮的人家也要切一點米胖糖,否則不像過年。每到這時,我家就用白糖和烏砂塘、白砂糖混在一起,加水煎熬成糖液,澆在爆米花上,攪拌均勻,倒在木框里壓實,用刀切成一條條,再切成一塊塊。
為此,媽媽預先買了幾斤白糖,裝了滿滿的一塑料袋,藏在谷柜里。每到這時,我就翻箱倒柜,一定要把白糖找出來,偷偷地吃個痛快。把一顆白糖放進嘴里,一頭用牙齒咬住,另一頭用手指慢慢地拉,越拉越粘,越拉越長,變成銀白色的細絲,太好玩了!開始我只想吃一顆,就一顆,可一顆落肚,忍不住還要吃一顆,再吃一顆……正當我吃得痛快淋漓的時候,發(fā)現塑料袋里的白糖明顯淺了,估計有半斤落肚了,怕被媽媽覺察,才忍痛割愛,重新把塑料袋口扎好。 (王向陽《手藝:漸行漸遠的江南老行當》,廣西師大出版社,2017年8月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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